陆机，西晋时期文学家、书法家

陆机，西晋时期文学家、书法家

陆机（261年－303年），字士衡，吴郡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因祖父陆逊初封华亭侯，亦作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 。西晋官员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

陆机出身江南大族吴郡陆氏，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、大司马陆抗第四子。与其弟陆云合称“二陆”，又同顾荣、陆云并称“洛阳三俊”。在孙吴时曾任牙门将，吴亡后出仕西晋，太康十年（289年），陆机兄弟来到洛阳，文才倾动一时，受太常张华赏识，此后名气大振。时有“二陆入洛，三张减价”之说。历任太傅祭酒、吴国郎中令、著作郎等职，与贾谧等结为“鲁公二十四友”。赵王司马伦掌权时，引为相国参军，封关中侯，于其篡位时受伪职。司马伦被诛后，险遭处死，赖成都王司马颖救免，此后便委身依之，为平原内史，世称“陆平原”。太安二年（303年），任后将军、河北大都督，率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，却大败于七里涧，最终遭谗遇害，被夷三族。

陆机“少有奇才，文章冠世”，诗重藻绘排偶，骈文亦佳。与弟陆云俱为西晋著名文学家，被誉为“太康之英”。与潘岳同为西晋诗坛的代表，形成”太康诗风“，世有”潘江陆海“之称。陆机亦善书法，其《平复帖》 是中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 。原有文集，已佚失，宋人辑有《陆士衡文集》。

人物生平

荆衡杞梓

陆机生于吴郡横山（今江苏昆山），籍贯为吴郡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。他出身名门士族，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，其父陆抗亦为孙吴后期名将，官拜大司马。陆机为陆抗第四子，身长七尺，声如洪钟。年少时有奇才，文章盖世，倾心儒家学术，非礼不动。

凤凰三年（274年），陆抗逝世，陆机与其兄陆晏、陆景、陆玄及弟陆云分领陆抗部曲 ，担任牙门将。

太康元年（280年），陆机二十岁时孙吴灭亡，他于是退居家乡，闭门勤学，累积十余年。由于陆机父祖宗亲在孙吴都位居将相，功勋卓著，他深深感慨吴末帝孙皓抛弃祖业，投降西晋。便评论孙权得天下、孙皓亡天下的原因，又追述自己祖父、父亲的功业，于太康九年（288年）创作了《辨亡论》（分上、下两篇）。

二陆入洛

太康十年（289年），陆机与弟弟陆云一同来到京师洛阳，初入洛阳时，二人志气高昂，自认为是江南名族，不重视中原人士，只拜访当时的名士、太常张华。张华一向重视陆机的名声，陆机与张华相见便感到一见如故，他钦佩张华的德望风范，以师长的礼仪对待他 （后张华遇害，陆机为他作了诔文，又创作《咏德赋》来悼念他 ）。张华说：“伐吴之战，获得了两个俊士。”并把他们推荐给诸公 ，使得二陆名气大振。时有“二陆入洛，三张减价”之说（“三张”指张载、张协和张亢）。

志匡世难

太熙元年（290年），太傅杨骏征召陆机任祭酒。元康元年（291年），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，诛杀杨骏。

元康二年（292年），陆机接连担任太子洗马、著作郎。他喜欢交游权贵门第，与外戚贾谧亲善，为“金谷二十四友”（一作鲁公二十四友）之一，因而遭到讥讽。

元康四年（294年），吴王司马晏出京镇守淮南，任命陆机为吴国郎中令。元康六年（296年），随吴王游梁、陈之地，其冬，转任尚书中兵郎。元康七年（297年），转为殿中郎。

元康八年（298年），陆机出补著作郎。

永康元年（300年），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，诛杀贾后并辅政后，陆机被请为相国（司马伦）参军。因参与诛讨贾谧有功，赐爵关中侯，不久，司马伦将要篡位，任命他为中书郎。

永宁元年（301年），三王（齐王司马冏、河间王司马颙、成都王司马颖）举义，诛杀篡位的司马伦，齐王司马冏认为陆机任中书之职，怀疑加司马伦九锡以及惠帝禅诏之文陆机有参与，于是收捕陆机等九人交付廷尉治罪。仰赖成都王司马颖、吴王司马晏一齐救援疏理，陆机才得以减免死刑，被流放边地，遇到大赦才没去。当时中原多难，与陆机交好的江南名士顾荣、戴渊等都劝陆机回到江南，陆机仗着才能声望，志在匡正世难，所以不从。司马冏主政后，恃功自夸，受爵位不礼让，陆机厌恶他，便作了《豪士赋》来讽刺司马冏。司马冏仍未觉悟，而最终失败被杀。 陆机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分封制，曾著《五等论》以说明。

当时，成都王司马颖推让功劳而不自居，慰劳下士。陆机既感谢他救过自己的恩德，又见朝廷屡有变异祸难，认为司马颖必定能使晋室兴隆，于是委身于他。司马颖让陆机参大将军军事，任平原内史，后世遂称其为“陆平原”。

河桥鼓哀

太安二年（303年），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，让陆机代理后将军、河北大都督，率领北中郎将王粹、冠军将军牵秀等各军共二十多万人。陆机因家中三代为将，是道家所忌讳的，外加客居他乡做官，位居群士之上，王粹、牵秀等都有怨恨之心，所以陆机坚决请求辞去都督之职。司马颖不同意。陆机同乡人孙惠也劝陆机把都督之职让给王粹，陆机说：“你是说我要踌躇躲避贼子，正好会招致灾祸。”于是就任。司马颖对陆机说：“如果事情成功，封你为郡公，任台司之职，将军你要努力啊！”陆机说：“从前齐桓公因信任管夷吾而建立九合诸侯之功，燕惠王因怀疑乐毅而失去将要成功之业，今天的事，在您不在我啊！”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内心嫉恨陆机得宠，对司马颖进言道：“陆机自比于管子、乐毅，把您比作昏君，自古以来命将派兵，没有臣子欺凌国君而可以成事的。”司马颖沉默不语。

陆机开始治军时，军旗折断，他内心很是厌恶。军队列阵出发，从朝歌至河桥，鼓声传数百里，自从汉魏以来，还不曾有过这样盛大的出兵场面，长沙王司马乂挟持惠帝与陆机在鹿苑交战，陆机军大败，赴七里涧而死的士兵如同积薪，涧水为此不流，将军贾棱也战死。

华亭鹤唳

当初，宦官孟玖及其弟孟超一并被司马颖宠幸。孟超率领一万人任小都督，还未交战，就放纵士兵掳掠，陆机逮捕了主凶。孟超带铁骑百余人，径直到陆机麾下抢人，回头对陆机说：“貉奴（北人对南人的蔑称）能作都督吗？”陆机的司马孙拯劝陆机杀了他，陆机不同意。孟超公开对众人说：“陆机将要谋反。”并向孟玖去信，诬陷陆机怀有二心，不愿尽快决战。后在作战时，孟超又不愿受陆机管辖，轻易率兵独自进军而覆没。孟玖却怀疑是陆机杀了他，便向司马颖进谗言，说陆机有异志。将军王阐、郝昌、公师藩等都被孟玖利用，与牵秀等共同证明。司马颖大怒，让牵秀秘密逮捕陆机。

当晚，陆机梦见黑车帷缠住车子，手撕扯不开，天亮后牵秀的部队就到了。陆机脱下戎装，穿上白帢，与牵秀相见，神态自若，对牵秀说：“自从吴国覆灭，我兄弟宗族蒙受大晋重恩，入朝陪侍帷幄，剖符带兵。成都王把重任交给我，我推辞却没有获准。今日被杀，难道不是命吗！”便给司马颖写了一封信，言辞非常凄恻。临刑时，陆机感叹道：“华亭的鹤鸣声，哪能再听到呢？”于是在军中遇害，时年四十三岁。他的两个儿子陆蔚、陆夏也一同被害，其弟陆云、陆耽随后也遇害。陆机死不当其罪，将士深感痛惜，无不为之流泪。据说此日在白天大雾弥合，大风折树，平地积雪一尺厚，议论的人认为是陆机冤死的象征。陆机死后，好友纪瞻赡养接济陆家，无微不至。陆机遇害后，还葬云间（具体内容参见“后世纪念--墓址”）。

主要影响

文学

两晋诗坛上承建安、正始，下启南朝，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，西晋诗坛以陆机、潘岳为代表，讲究形式，描写繁复，辞采华丽，诗风繁缛。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、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。陆机天才秀逸，辞藻宏达佳丽，被誉为“太康之英”。

陆机作文音律谐美，讲求对偶，典故很多，开创了骈文的先河。陆、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，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。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，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，为谢灵运、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。

追求华辞丽藻、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，是太康诗风“繁缛” 特征的主要表现。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，由质朴到华丽，由简单到繁复，是必然的趋势。正如萧统所说：“盖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，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”陆、潘发展了曹植“辞采华茂”的一面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，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、对仗技巧的成熟，有促进的作用。

陆机流传下来的诗，共105首，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。代表作有《君子行》《长安有狭邪行》《赴洛道中作》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称：“子建士衡，咸有佳篇。”

陆机赋今存27篇，较出色的有《文赋》《叹逝赋》《漏刻赋》等。散文中，除《辨亡论》外，代表作还有《吊魏武帝文》。陆机还仿扬雄“连珠体”，作《演连珠》五十首，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篇将扬雄以下众多模仿之作称为“欲穿明珠，多贯鱼目”，独推许陆机之作：“唯士衡运思，理新文敏，而裁章置句，广于旧篇，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！夫文小易周，思闲可赡。足使义明而词净，事圆而音泽，磊磊自转，可称珠耳。”

张华曾对陆机说：“别人作文，常遗憾才气少，而你更担心才气太多。”其弟陆云曾在给他的信中说：“君苗见到兄长的文章，便要烧掉他的笔砚。”后来葛洪著书，称赞陆机的文章“犹如玄圃的积玉，没有什么不是夜晚发光的，五条河喷吐流波，源泉却一样。他的文辞弘达美丽典雅周全，英锐飘逸而出，也是一代的绝笔啊！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才略篇》评其诗文云：“陆机才欲窥深，辞务索广，故思能入巧，而不制繁。”明朝张溥赞之：“北海（孔融）以后，一人而已”。

书法

陆机善书法，其章草作品《平复帖》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，有“法帖之祖”的美誉，被评为九大“镇国之宝”。

宋陈绎曾云：“士衡《平复帖》，章草奇古”。《大观录》里说《平复帖》为“草书、若篆若隶，笔法奇崛”。《平复帖》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。清人顾复称“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，乃知怀素《千字文》《苦笋帖》，杨凝式《神仙起居法》，诸草圣咸从此得笔。”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，但若是怀素、杨凝式当真见到，也确会为之动情。董其昌赞云“右军以前，元常之后，唯存数行，为希代宝”。《宣和书谱》还曾收录有其行书《望想帖》。

绘画

在绘画美学上，陆机认为“宣物莫大于言，存形莫善于画”，绘画艺术有直接描绘形象的特点，在政治教化上的作用可比《雅》《颂》之述作。他的这种主张，对中国美学思想发展有重要贡献。